“层累造成说”是对胡适所倡实验主义“中段说”的超常发挥。其表述始见于1923年所作《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文中说道：“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1]60这一曾被顾门弟子称为“顾律”[2]407的描述，无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钱玄同、胡适、崔述及白鸟库吉的影响，都是顾颉刚的重要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提出“层累造成说”前后，顾颉刚屡屡提到胡适的影响，用实验主义方法解释“层累造成说”，如说“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1]60、“不立一真，惟穷流变”[3]273，等等。胡适诠解实验主义曾说：“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4]二者相较，确有近似。胡适曾为顾颉刚在研究中引用自己的方法而感到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还将“层累造成说”形象地总结为“剥皮主义”，不仅将其追溯到崔述，而且也与自己的井田制研究作了比较，竟是在用顾颉刚的“根本方法”为实例来推行自己的实验主义了[5]192。由此更可看出 ，“层累造成说”的提出确是顾颉刚一生智慧的精彩闪现。

图为胡适先生

然而，除了“开风气”之际所表现出的共同点以外，顾颉刚与胡适的主张自始便潜伏着重大差异。实验主义强调假设和验证，不急于定论，而顾颉刚则始终都抱有将“两三千年来毫不致怪的古代史迹”“一棒打个粉碎”[6]74-75和“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打击”[7]2的预设目标。胡适主张：“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真理’就是永远不变的天理，他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这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8]顾颉刚则一开始便提出了四个打破的目标:(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9]99-101。“顾律”的“三个意思”和预设的“四个打破”对应，从而修正了胡适的“实验室说”、“假设说”。也即是说，“顾律”在方法上考察实际上分了两个部分，前面是实验主义，后面是启蒙主义。那么对于“顾律”的评价将随着对时代总体认识的变化而起伏，就是必然的了。

二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最主要是两篇文章。《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以下简称《转变》)作于1924年，原刊1924年11月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69号，后收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1928年出版。《孟姜女故事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作于1926年，原为《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因为篇幅太长，故改题独立成篇。原刊1927年1月《现代评论》二周年增刊，后亦收入《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注明“《古史辨自序》中删去之一部分”。《转变》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有“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10]2的评价。而《研究》则被认为是孟姜女故事“完整的形态”，“已经先抢夺了《古史辨》的成功而成功”[6]75。以此项研究为基础，1927年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倡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出版丛书和周刊，所以，自微观言之，有学者称顾颉刚为“孟姜女学”的创始者[11]6，自宏观言之，有学者评价，“即使说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是顾先生首创和培育起来的，恐怕也不过分”[12]。在1930年，顾颉刚自己亦曾表示，其研究工作“替民俗学家辟出许多新园地”[13]7。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与现代中国民俗学学科建立的关系，无可置疑。当然，孟姜女故事研究也曾被界定为“歌谣学”、“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目前民俗学的学科分类隶属于民族学，而民间文学隶属于文学，但实际的研究与形式的规定未必吻合，亦属常态。

孟姜女故事研究与顾颉刚古史辨伪的关系也同样紧密。影响顾颉刚疑古辨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戏剧故事和歌谣的影响最早，其发端可以上溯到1913年。当时顾颉刚在北大读预科，看了两年戏，“忽然认识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我看了两年多的戏，惟一的成绩便是认识了这些故事的性质和格局，知道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14]22。到1917年，顾颉刚在苏州家中休学而搜集歌谣，“从家中的小孩的口中搜集起，渐渐推到别人”，“搜集的结果使我知道歌谣也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得随时随地变化”[14]37。顾颉刚总结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15]214当然，最直接的印证还是《研究》一文本身即是《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一部分，而《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也恰介于二文之间。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孟姜女故事的民俗学研究与古史辨伪的历史学研究之间的方法论的转换。刘复曾说，顾颉刚的研究是“用第一等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16]185，而顾颉刚又说自己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14]61，表明两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循环变换的。在《转变》、《研究》二文发表前，由吴立模据顾颉刚口述撰写的同题文章《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尤其强调了《左传》的相关古史记载与现代歌曲中的孟姜女故事是“同一的”，就像蚕和蚕蛾一样，可以“高声放胆地说”，“它们是一物呀”[17]81-87。

究并不均等，用顾颉刚自己的话说，他“对于歌谣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兴趣”，“研究文学的兴味远不及我的研究历史的兴味来得浓厚”，“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的研究的辅助”[14]75-77。对此顾颉刚并不隐讳而屡有陈述，甚至说:“万想不到我竟会在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这注收获直到了近数年方因辩论古史而明白承受)。”[14]19在民俗学方面的研究仅只“一出一入”，表明顾颉刚是以对戏剧、故事、歌谣的分析为途径，伸展进入古史的领域，从实验主义的规律性描述，演进为具有思想启蒙色彩的目的性结局，其间的经过，不仅包含着从“说部”到“史部”的研究领域的重大转变，还包含着从假设到论定、从阐释到辨伪的重大转变。许冠三指出：“顾颉刚的古史研究，虽然用的也是‘历史演进的方法’，但和胡氏原法有一根本差异。胡以研究历史的眼光和方法去研究故事、传说，而顾则以研究故事、传说的眼光和方法去研究历史，将三代以前的古史皆看做故事和传说。”[18]134这一见解是非常犀利的。

三

《转变》一文条列孟姜女故事自春秋至宋代的演变，划分6个时期，举出18种文献，重点分析故事的变化。《研究》一文在“历史的系统”部分对《转变》有所增补，资料征引下延到清代，并且增加了“地域的系统”。

观点(1)春秋时期：鲁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齐庄公袭莒，杞殖(即杞梁)战死，杞梁之妻不受郊吊。

“

【文献1】《左传》记载其事说：“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

”

观点(2)战国时期：顾颉刚说：“《左传》上说的单是礼法，这书上就涂上感情的色彩了。这是很重要的一变，古今无数孟姜女的故事都是在这‘哭之哀’的三个字上转出来的。”

“

【文献2】《礼记·檀弓》记载其事，增加了“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一句。

【文献3】《孟子·告子下》记载其事，增加了“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一句。

”

观点(3)西汉时期：故事中心从战国以前的不受郊吊，转变为西汉以前的悲歌哀哭。

“

【文献4】《韩诗外传》：“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称咏。”

【文献5】《文选》所收《古诗十九首》之五(《玉台新咏》枚乘《杂诗》之一)：“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

妻。”

【文献6】《文选》所收王褒《洞箫赋》：“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

”

观点(4)东汉至六朝时期：增加了杞梁妻妹明月作歌和所崩之城为杞城或莒城的内容，故事中心也从悲歌哀哭，转变为崩城。顾颉刚说：“她既失礼，又犯法，岂非和’知礼‘二字差得太远了!”

“

【文献7】刘向《说苑》：“杞梁、华舟……死。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阤，而隅为之崩。”“昔华舟、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阤。”

【文献8】刘向《列女传》：杞梁之妻“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感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

【文献9】王充《论衡·感虚》：“传书言杞梁氏之妻向城而哭，城为之崩。”

【文献10】蔡邕《琴操·芑梁妻叹》：“《芑梁妻叹》者，齐邑芑梁殖之妻所作也。庄公袭莒，殖战而死，妻叹曰……于是乃援琴而鼓之曰……曲终，遂自投淄水而死。”

【文献11】《后汉书·刘瑜传》：“邹衍匹夫，杞氏匹妇，尚有城崩霜陨之异。”

【文献12】《文选》曹植《求通亲亲表》：“崩城陨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虚语耳。”

【文献13】《乐府诗集》吴迈远《杞梁妻》诗：“贞夫沦莒役，杜吊结齐君。惊心眩白日，长洲崩秋云。精微贯穹旻，高城为隤坟。”

【文献14】崔豹《古今注》：“《杞梁妻》，杞植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植战死，妻……乃抗声长哭，杞都城感之而颓。”

【文献15】郦道元《水经注》：“沭水……东南过莒县东……妻乃哭于城下，七日而城崩。”

”

观点(5)唐代时期：杞梁被称为秦朝人，梁氏妻妹改名为朝日，所哭之城成为长城，故事的中心也从哭夫崩城变为“旷妇怀征夫”。

“

【文献16】僧贯休《杞梁妻》诗：“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寒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

【文献17】马缟《中华古今注》：“《杞梁妻歌》，杞梁妻妹明月之作也。杞植战死，妻……乃抗声长哭，长城感之颓。”

”

观点(6)北宋时期：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由“杞梁妻”改为“孟姜”。

“

【文献18】孙奭《孟子疏》：“或云，齐庄公袭莒，逐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为之崩。“

”

《研究》一文的资料增补，唐代增加了《同贤记》、抄本敦煌小曲和周朴《塞上行》诗等，宋元增加了《北辕录》、《辍耕录》等。文章在最后的结论部分说道：“故事是没有固定的体的，故事的体便在前后左右的种种变化上。”“懂得了这件故事的情状，再去看传说中的古史，便可见出它们的意义和变化是一样的。”“若能了解这一个意思，就可历历看出传说的古史的真相，而不至再为学者们编定的古史所迷误。”[19]70-73

由二文可知，顾颉刚在实验主义“中段说”的运用、民俗学与历史学方法的转换，以及启蒙主义的预设目标方面，其痕迹十分明显。就前者而言，虽然在文献分析上学者间有异议，但其“惟穷流变”的总体趋势不受影响。其搜罗之完备，排比之系统，确已形成范式。因此，顾颉刚“替民俗学家辟出许多新园地”的自许，早已成为事实。

四

时隔80年,今日重读二文,笔者认为至少在三个方面仍可再加商榷。

(一)二文的文献与材料。

全面搜集文献是顾颉刚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表彰“民众的情感”与“民众文化”是其明确目标，但文人记述与民间故事却有难于衔接之虞。《转变》一文所展示的精彩“转变”完全体现在文人文献方面，《研究》前半亦是如此，直到明清才有孟姜女故事在民间“忽然各地都兴起了”、“像春笋一般地透发出来”[19]32-34，乃至故事的“转变”不得不由断代改为地域，纵向变横向，但二者的前后分置仍过于明显，其贯通亦难以圆融。

譬如在《研究》一文中，顾颉刚特别举出清代刘开《广列女传》“杞植妻”一条记载简略的例子，认为：“我们只要看了这一条，便可知道民间的种种有趣味的传说全给他删去了，剩下来的只有一个无关痛痒的轮廓，除了万免不掉的崩城一事之外确没有神话的意味了。”[19]73按《广列女传》成书虽晚，却可能是承继了《左传》而来的。也就是说在孟姜女故事的年代顺序上，原本是先有《左传》，后有各种故事传说，最后有《广列女传》。顾颉刚的做法则是剔除了《左传》不论，只截取了“转变”的后半段，得出故事传说在前、《广列女传》在后的结果，从而判断是文人的《广列女传》“筛滤”了民众的故事传说。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路工已提出异议，认为《左传》所载“杞梁”事迹与孟姜女故事是二非一，将杞梁妻的节妇形象“涂抹”到孟姜女身上是后代文人所为[20]5。苏联汉学家李福清也认为，“孟姜女传说起源于古籍资料，这一结论是不能令人同意的”[21]187。此不赘述。

(二)“层累说”与民俗学。

民俗作品(或民间文学文艺作品)中有“层累”问题，是毫无疑问的，但也本是一个常识，其学术意义不可无限夸大。没有“添枝加叶”，就没有民俗作品。而每一个民间故事的转变，其分析研究究竟可以到什么样的精细程度，却又极难把握，如果穷其究竟，恐怕皆将“接叠而至”，“目迷五色，耳乱五声”，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穷其涯际”[22]95。顾颉刚将孟姜女故事加以条理解析，引进学术垣墙，其首创之功主要尚不在“层累”的发现，而在“模式”的发明。1926年郭绍虞惊讶地说，“孟姜女竟值得这样研究，实是示人以研究学术的法门”[23]227，正是此意。

中国古代关于民俗，本有“移风易俗”与“徇情逐物”之说，前者曾一度被现代思想发挥改造，实际上民俗学(Folklore)在西方兴起，亦有破除迷信与陋习的初衷。自抗战兴起，钱穆曾力倡“领导社会”，实是将风俗移易作为首要目标，模式、“法门”尚在其次。其言曰：“欲考较一国家一民族之文化，上层首当注意其‘学术’，下层则当注意其‘风俗’。学术为文化导先路。苟非有学术领导，则文化将无向往。非停滞不前，则迷惑失途。”[24]913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学者的主张多以追随民众为趋向，顾颉刚的“孟姜女学”是一重要标志。

(三)“层累说”与历史学。

“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与近年流行的“阐释”、“接受”理论相似，有一共同特征，就是回避“证真”。既然不能“证真”，势必亦难“证伪”。古人有言：“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又见《淮南子·人间训》)要之，“层累说”在古人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说部”最为适用。在“经部”的记传部分，“史部”的史论部分，也可适用(记传严格说不属“经”，诸子为六经之支裔，地位略同于记传)。所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庄子·人间世》)，“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司马谈《六家要指》)，“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以至顾颉刚言其孟姜女研究缘起，由郑樵《通志·乐略》所论《琴操》“于经传所言不过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等等，不仅许可，而且必须。但在经史的核心部分，绝不允许自由发挥(经史不记作者，意义正在于此)。

经史均原于上古官学，官学在古代学术中曾经是一个凝聚最重、积淀最丰的领域，不仅内容繁浩，而且体制严整。所谓“史之有体，犹国之有法”(刘知几《通典·序例》)。从《周礼》所载“五史”的设置，到三代、春秋见于记载的一百余名史官事迹，不难得知其史官史职、史体史例、书体书例，都有严格的规定，“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史墨曰)。常为学者称引的春秋时期“良史”典范，如齐国的太史与南史的要求是：“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种四人相继赴死的情景，并非出于勇敢的性格，而实由于世守史职，失其守则失其职，故尔事在必行，不得不以死赴之。古代这种以技艺维系生存的“世业”，与自由阐论的“家言”完全不同。

孟姜女故事的研究结果，一方面是在民俗学领域，肯定其“层累”为“民众的意想”，另一方面是在历史学领域，判定有“层累”而否定其为文人“造伪”。顾颉刚说：“看了八仙的结合，即可说明《尧典》九官的结合;看了薛仁贵、薛平贵的化名，即可说明伯翳、伯益的化名;看了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即可说明伊尹、周公的足智多谋;看了曹操、秦桧的穷凶极恶，即可说明桀、纣的穷凶极恶。看了何仙姑的为武平人，又为歙人，又为零陵人，孟姜女的为杞人，又为同官人，又为澧州人，又为华亭人，即可说明舜的为东夷人，又为冀州人，舜妻的为都于平阳的尧女，又为湘夫人，又为三身之国的母亲。因为我用了这个方法去看古史，能把向来万想不通的地方想通，处处发见出他们的故事，所以我敢大胆打破旧有的古史系统。”[3]272-273又说:“我很想俟孟姜女故事考明之后，再着手考舜的故事。……后世儒者把其中的神话部分删去，把人事部分保存，就成了极盛的唐虞之治。”[14]70所论均以说部混合经史，四部无所区分，从而忽视了上古史学的基本原则。民俗固已“科学化”，史学则降等而“故事化”、“戏剧化”了。

近年来学者借助西方阐释学(又称解释学、诠释学)理论，致力于中国阐释学体系的营建。如汤一介提出，在先秦，古人对经典的解释可以分为历史、哲学和政治三种路向，或说三种解释模式。其中“历史事件的解释”以《左传》对《春秋》的注解为代表，“整体性的哲学解释”以《系辞》对《易经》的发挥为代表，“社会政治动作型的解释”以《韩非子》对《老子》的论说为代表[25]5。其学术思路益加合理，颇足留意。

早先，郭绍虞是以孟姜女故事与文人、诗人的“一时兴会”，及“现今郭沫若喜欢编故事剧”相提并论的[26]177。在民俗学的范围之内，“浮动的作品”随时随地添枝加叶进行再创作，读者并不会因为故事的“没有定体”不怪而怪。今日文艺范围内，历史题材有所谓“戏说”，科学题材有所谓“科幻”，对于“层累”的效果可谓专意求之，学者亦不会因此而辩论其事实真伪。即使在史学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学术史、思想史的方面，后人凭借前人的文本，经传注疏依类而行，根据当世的需要而阐其新义，也还属常规常例。“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27]8由此反思“层累造成说”，与其视为历史学的规律，不如将其保留在民俗学领域，方始更具合理性；与其称之为“层累造成”，不如称之为“层累阐释”，方始能够成立。顾颉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介于民俗学与历史学之间，他以民俗学的模式代替历史学的研究，又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营建民俗学科，其结果可能是给两者都带来后遗症，这是令人遗憾的。

[1]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M]//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胡道静.《古史辨》对一个顽固青年的冲击[M]//顾潮.顾颉刚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2.

[3]顾颉刚.答孝玄伯先生[M]//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N].民国日报副刊，1921-07-13.

[5]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M]//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钟敬文.《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校后附写》[M]//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7]顾潮.顾颉刚先生小传[M]//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8]胡适.实验主义[J].新青年,1919-04-15.

[9]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M]//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0]刘复.序五[M]//顾颉刚.吴歌甲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11]钟敬文.序[M]//顾颉刚,钟敬文,等.孟姜女故事论文集.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

[12]平冈武夫语.译者前言[M]//古史辨自序(日译本).东京：创元社,1940.

[13]顾颉刚.自序[M]//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顾颉刚.自序[M]//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5]顾颉刚.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M]//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6]刘复.敦煌写本中之孟姜女小唱[M]//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7]吴立模.孟姜女故事的转变[M]//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8]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

[19]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M]//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0]路工.孟姜女故事的人民性及其它[M]//路工.孟姜女万里寻夫集.北京：中华书局,1958.

[21]马昌仪.苏联李福清孟姜女传说研究专著概述[M]//顾颉刚,钟敬文,等.孟姜女故事论文集.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

[22]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M]//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3]郭绍虞.《万卷堂书目》中的《孟姜女集》[M]//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4]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序[M]//钱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宾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5]汤一介.论中国先秦解释经典的三种模式[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1).

[26]郭绍虞.文人的兴会与传说[M]//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7]李守常.史学要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返回搜狐，查看更多